如歌的岁月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路则省

1950年，顺着人生的新开局，我手提行李，兴致勃勃地来到天津河北师院报到入学，在此见证和享受了这段历史风情。河北师范学院，上上下下都像看待宝库一样地珍重她。大家铆足了劲，不足两年就聚拢了二三十位教授，重头资深学者胡毅、逻辑学家温公颐、著名音乐家蒋风之、武术大师张文广……还有一批解放初从欧美回国的腾大椿、王培祚、葛以德、江涛声等。学校招聘的诸公，主体是教授，占到老师队伍的多一半，连学校幼儿园园长都由留美教育学副教授担当。学校规模虽说不大，但梧桐树上落着凤凰，影响所及，名声崛起。

不过教授们的穿着并不起眼，西装革履，吊带装，皮大氅之类早已压在箱底。大概是上行下效吧，多数人都换成布质灰色中山装，或者冷穿棉袍热穿兰布大褂。音韵学家赵荫棠(同光)到过老解放区，一直穿着引以为荣的“八路”粗布中山装。最苦的是住处。学校刚刚改建，教职工宿舍少得可怜，来自山南海北的教师，每户只能分得一间房。修辞学家张弓教授，一家挤在一间10平米的学生宿舍，床上地上摆满了书，来人无处下脚，可他摆着手说：“天地间，安为贵。”这些教授原本住的不是四合院就是小洋楼。在校外有家者，也再没有人“坐包月”了，远的乘有轨，近的安步以当车。包括院领导，概无例外。

当时教学质量如何？那时还没有教学改革一说，苏联的东西也尚未传过来，旧的一套自是不能再固守，真是摸着石头过河。摸到的第一块石头就是开设政治课。这可是诸君都没有碰过的，只好由仅有的一位新牌教授章一之承担。他毕业于清华，一二·九运动中，是游行大军直冲西直门的先锋，之后在解放区多年从事党的理论工作，不但拥有革命政治理论功底，讲话也激情满怀，铿锵有力，听者颇有摄神夺魄之感。政治课采取年级上大课方式，取精而简论。再加上定期的国内外形势报告，受到学生热烈欢迎。学生去听课，朝圣般云涌，听后表现出大彻大悟般光景，快慰地交口称誉。因为工作头绪太多，章先生常常在小饭店简单就餐，来不及了就买块大饼卷熏肉，边走边吃，遇到熟人就把油乎乎的烙饼往口袋里一塞，哪顾得上什么斯文。

专业课怎么个上法呢？以中文系而论，真的无章可循，自然曲折与失败在所难免。张弓教授除了开设《语法与修辞》，出于专业需要，硬是请缨新开《文学批评》。整日往新华书店跑，凡新出版的文艺书籍必购。只因时间过急，缺少殚精竭虑地研悟，新课没有成功。赵荫棠教授得知北京大学开设了《中国新文学史》，不甘落后，写了个提纲就上台了，章节往黑板上一亮就开讲。因为文艺界的事他亲历很多，谈起来一发不可收。讲到复古派林纾（林琴南）通过小说《荆生》、《妖梦》影射、谩骂新文化运动领导人陈独秀、胡适、钱玄同，顺便就侃起金心异（钱玄同）是他的老师，进而又引出章太炎是钱玄同的老师，牵动荷花带动藕。又谈起鲁迅先生的杂文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，还把文中所引章太炎狱中赠邹容一诗背诵了一番。听完赵先生的课，学生们感觉“开胃不解饿”，先生甚是不安，毫不犹豫地把北京大学王瑶教授请来，讲《中国新文学史》编写过程。又把北京大学魏建功请来，讲《语言学》。此后，学生们十分敬重赵先生。第一，不计个人名位，育生而忘我；第二，学校不设招待费，请人全部开销由赵先生自付，爱生而慷慨。

解放初期，河北师院的大学生们，与其他高校无异，多来自城市。从家境看，只要能供的起一个大学生，日子就太差不了。高门大户的贵府小姐或少爷绝不鲜见。虽然女同学多梳着大辫子、小辫子，但衣不求华，脂粉不施，列宁服也好，素色旗袍也好，尽显素雅身段。同学间你追我赶，政治热情甚高，还特别看重公益劳动。有位女同学，每当食堂快开饭的时候，她就早些赶到。一碗一碗地把粥或汤给大家盛好。餐后也要迟一些离开，帮厨工收走碗筷。一天，班里几个同学起着哄到她家作客，进得院门，就听见几个男女仆人先后唤她“大小姐回来啦！”只见她满脸通红，羞愧难当。后来还在小组会上为这事作了检讨。从那以后，她尽量少回家，连寒暑假都住在学校，远离优渥，决意摆脱剥削阶级家庭的影响。那时大学生的心怀，就是这样地变化着，提升着。

当时的新书有两大类，一是革命理论，一是进步文学作品。大家拥卷而读，如醉如痴，从激情到笃定，每每生发出不可言状的力量与欢喜，流传最广的一本政治理论书是艾思奇写的《大众哲学》。一次我去图书馆借阅老舍的小说《老张的哲学》，无奈老馆员认准它不是一本好书，力推《大众哲学》，说这本书的观点才是最新的呢。逗的在场人笑成一团。革命文学作品琳琅满目，赵树理的《李有才板话》、《小二黑结婚》，孔厥、袁静的《新儿女英雄传》；苏联法捷耶夫的《青年近卫军》，奥斯特罗夫斯基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等。大学生没有不读的。书里的英雄形象，特别是保尔·柯察金，强势造就着学生革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，影响无比深远。保尔关于宝贵的生命应该如何度过的名言，很快成为追求进步学生的座右铭，大多能背诵如流。

抗美援朝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国际壮举。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刻，能否投笔从戎，对于大学生，确实是一次重大考验。整个校园都被浓厚的凛然正气所覆盖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情怀的一路攀升，报名参加军干校，是抗美援朝参军的第一步。同学们你争我比，激情汹涌，家庭阻力，怯懦心态，随着思想认识的加深，都被融化到志不可移，枕戈待旦之中。到了最后阶段，全校报名人数占到在校学生的97%，居天津高校之首。“文革”期间因坚守真理，被“四人帮”残害致死的革命烈士张志新，就是这时候从河北师院教育系参加军干校走向革命岗位的。每当回忆起报名参军时茶饭无心，彻夜难眠、慷慨陈词、据理力争的情态和场面；宣布批准名单时锣鼓齐鸣，群情激昂的欢乐；特别是欢送入伍时，一介书生戴着大红花，被同学们高高架起的盛况，我依然兴奋不已。青春年华的英发气势，第一次展示了新中国大学生发愤图强，准备为国捐躯的胸怀。

河北师院人气这么旺，是与这里的党组织分不开的。1949年学院才成立了党总支。我入学的时候，三四年级有一小批党员，大家敬慕地称呼他们是“从地下爬出来的。”一年级只有我们四个党员，数量虽少，却做到以一当十。其中最关键的是仰赖于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威望，还有人民群众对于党员的信任与敬重。党员们除了光荣感、使命感更强，唯恐自己的表现不到位，影响到党的工作，有损于党的形象。而且身边鱼水般的群体对你的期许，也着实沉甸甸的。在如此的心境下，党员们对于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自然极用心思。较着劲地干，个个独当一面，特别是学生工作，没有班主任，更没有政治辅导员，学生党员的课余时间几乎全部交给社会工作。发展团员，培养党的积极分子，团结教育广大同学，都成了行家里手，也确实捂暖了不少同学的心，与党恒久相随。那推诚相与之快，党组织的首肯，也令人累而不疲。随之，学生党员也逐渐成熟起来。

当然也发生过强对流天气。因为不少人连搞恋爱的事都愿意听听党员的意见，于是本人就真地干涉起来，说那位女同学思想不够开展，男同学一听，立马要分手，闹出寻死觅活的大波。事情当然以收回成命告终。这才叫少不更事呢。

1953年，主持日常工作的校级领导只有章一之、胡毅两位副院长，可谓精兵简政。那时我已被当成半个脱产干部使唤了，每当派差去胡院长那里，章院长必定提醒：“要细心倾听并记下他的意见，”还自言自语：“要办的事太多，他的身体可别吃不消哇！”而胡院长呢，论学问，讲资历，在知识界名声赫赫，但从不气傲。我最佩服他是《毛泽东选集》英文版编译委员，也是我接触的民主党派第一人。为了学校的扩建，他文才武用，挑起基建大任，还顺脚把人事工作也办妥。章胡搭当，分工不分家，政通人和哩！

朱星先生是一位政治觉悟过硬的共产党员，又是一位博学的语言学家，著书近二十部，《周易解放》一书，被郭沫若先生赞为：“新颖可喜。”朱先生勤奋是出了名的，通宵达旦是其最乐。乘车、饮茶、以及各项活动的等候时间，他都要抓紧思考什么。我亲眼见过他把灵感写于手掌，惜时如金。可做起群众工作来，从未有过半点惜时难色。那么多同仁、学子与他热络往来，尽见友好关系。我师从朱先生，他劝慰说：“谁让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呢！”“师生们希求知遇，回报国家的愿望是强烈的。难得大家信赖我们。”如此容纳百川的心怀，为党的群众工作竖起一面旗帜。

中文系主任温公颐教授得了重症，危在旦夕，朱星同志心急如焚，一面向天津市领导开口，一面借助朋友关系轮番求助，还调动本系“老资格”们献计献策，连与温先生交往不频的朱以书教授也动员来医院谋划，他命我有情况及时通告。总算求得天津市总医院院长朱宪彝与诸名医会诊，但结果是：“准备后事吧，最迟今夜12点左右。”朱以书先生从后排挤上来说：“能不能转北京抢救？”回答：“莫斯科也救不了他！”众人一筹莫展。还是朱以书先生发问：“能不能找个中医看看？”朱宪彝看了看这位执着的面孔，点了点头：“给陆观虎打个电话。”著名中医陆观虎急促而至，诊后说：“能治，跟我取药去。”朱以书教授一句话，让温公颐教授多活了40年！

新中国起步的那几年，河北师院虽然只是历史长河中一段耀眼的浪花，但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展示着崭新的人文精神，记录着大时代的变迁，放射着一种独特又圣洁的光芒。重新感受她，也算是再来一次收割。陈年佳酿，历久弥香。往事并不如烟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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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毛泽东主席颁发的章一之副院长任命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