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华赤胆一书生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——记著名学者、河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夏传才先生

杨雅坤 辛龙凯

夏传才，男，1924年生，安徽亳州人，中共党员，河北师范大学教授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，原中国诗经学会会长，曾任全球汉诗总会名誉理事，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顾问，中国屈原学会顾问，河北省文学学会顾问，河北省诗词协会副会长。主要著作有《诗经研究史概要》《诗经语言艺术》《二十世纪诗经学》《十三经概论》《思无邪斋诗经论稿》《古文论译释》《曹操集校注》《曹丕集校注》。

在一个冬日的下午，我们拜访了夏传才教授。夏先生很热情，亲自给我们开门，并招呼我们坐下。落座以后，先生就给我们讲起了他的求学经历。

夏传才出生在一个城市贫民家庭，父亲为了维持一家的生计，卖过菜，磨过豆腐，在商店当过伙计，母亲终日帮人缝穷洗衣，把挣来的铜板一个一个地积攒下来供他读书。小时候，夏传才曾读过五年私塾，开始学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。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”这样的童蒙诗，后来学习“四书五经”，由于古文深奥难懂，年龄幼小的他一时难以理解背诵。有一次，他因为没有背过古文而被老师责打，放学回家后，细心的母亲发现孩子受伤的小手，心疼不已，她把儿子的小手放到自己的心口窝，眼中含泪。夏传才深深体会到母亲对自己的关爱，下定决心好好读书。上中学时，有一次因买不起规定的白球鞋，他被挡在了校门外，自尊心受到伤害的他哭着跑回了家。这时的母亲已经病重不起，被肺气病折磨得只能趴在床上，看到哭泣的儿子，母亲用颤抖的手从床铺下摸出一件东西交给了父亲，父亲解开层层包裹，看见了三块银元，父亲责怪母亲为什么不早些拿出这些钱为自己买药，母亲只是摆摆手，让父亲拿钱去买鞋。没多久，母亲就病逝了。

夏传才在江苏读初中时，由于家境贫寒，他只有考取班级前三名，得到奖学金充当学费，才能继续自己的学业。为此，他丝毫不敢懈怠，不仅功课门门优异，为了更多的争取学分，学校组织的各种比赛活动如珠算、作文、演讲、工艺、划船等，他都参加。在一次征文比赛中，他获得了全区第一名，正是这次经历，使他对写作产生了兴趣。艰辛的生活使他养成了自强不息和力争上游的性格。他的中学时代正值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后期，民主、科学思想广泛传播，从那时起，夏传才就立志要为建立一个“民主、博爱、自由”的新社会而奋斗。

1937年底，南京沦陷，夏传才所在的江苏省成为了抗日的前线。年仅14岁的他，身体还没有枪高，但他却勇敢地走向了抗日战场，参加了第五战区战地服务团。他表演抗日话剧，演唱救亡歌曲，在战壕里为士兵代写家书。受战地服务团中共产党人的影响，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现代革命文学和苏联文学，并开始学习创作诗歌。

武汉会战后，战地服务团被解散，夏传才流亡到了西北大后方。正在其生活窘迫，走投无路之时，几位初中同学帮助了他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这位有志青年又得到了国民党重要将领胡宗南的赏识，得其资助，他被保送到专为流亡学生设立的学校——国立第五中学。在高中期间，他组织抗日文艺活动，参加民主运动，练习写新诗，其根据徐州会战突围的经历和体验写成的三百五十行长诗《麦丛里的人群》在西北大后方大报《国民日报》副刊《生路》以全版篇幅发表，当时的他年仅16岁。

目睹了西北大后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，夏传才对当时的政府十分失望。他投入了学生运动，在一次争取学生权利的斗争中，他和自己的同学一起，穿着粗布衣服，穿着草鞋，打着标语，到街上游行，作为学生代表和政府谈判，斗争取得了胜利，但不久，他被国民党逮捕入狱，被关了两个月，自己的高中学业也就此结束。出狱后，由于成绩优异，他直接考上了当时的西北联合大学。由于受国民党当局的监视，他在上了一个学期之后，不得不秘密逃亡，自己的大学学业也不得不终止。

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调查，夏传才在宝鸡县隐姓埋名，过着几近蛰居的生活。1942年，他离开宝鸡，辗转到了上海，在上海期间，他半工半读，完成了大学学业。1944年10月，由于参与策动伪军某部20000余人起义，他被日军逮捕入狱，在狱中受尽威逼利诱而不屈。1945年，日本投降后，任第十战区《中原日报》特派记者，他放弃了中法文化协会给予留学法国的机会，千方百计到达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夏传才被分配到大学任教。本来想研读《诗经》的他却被分配讲俄苏文学，不久，他编写的俄苏文学讲义受到了《文艺报》的批评。再后来，他又被卷入五十年代的政治漩涡之中，受到了错误的批判，被打到了社会的最低层，开始了长达23年的监禁流放生涯。回忆这段经历，夏先生说：“这23年中我有三大收获，一是锻炼了身体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增强了体质；二是磨练了意志，不怕苦，不怕死，逆来顺受而志向不改；三是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而终身受益”。

1979年，夏先生接到平反通知，即将重获自由的他心潮澎湃，彻夜难眠，在赴京落实政策的前夕，写下了《蝶恋花·赴京前夕》一词：“舞剑月前人未老。引吭高歌，白发人年少。老妻挑灯补战袍，鸡鸣重上京华道。何必再提伤感事，重展旌旗，四海笙歌起。鼙鼓急催跨征骑，个人恩怨东流去！”，正像这首词里描写的那样，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夏先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教学和科研中，全身心地开始了对《诗经》的研究。

夏先生和《诗经》结缘是在1941年。当时，他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监视，辗转到了宝鸡，过着隐姓埋名的蛰居生活。宝鸡是抗战的大后方，远离战火，远离尘寰，环境相对安定，加上被当地悠久的周代始祖文化和朴素的民风所感染，心生思古之幽情，产生了研译《诗经》的想法。在读《诗》的过程中，他发现郭沫若先生的《卷耳集》好多地方不符合原意，于是想自己试着翻译《诗经》，后来由于政治原因，学译《诗经》的事情不了了之。他被监禁流放到内蒙古高原后，

妻子放弃在大城市优越的工作，来到他身边陪伴他度过了那屈辱而艰辛的岁月。妻子的到来使他有了一个可以看书、写作的“家”，妻子带来的存书，使他研读《诗经》的夙愿开始在茫茫的草原一点一点地实现。1979年平反后，当时学术界关于《诗经》学史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的，胡适先生认为千年《诗经》研究的历史是一本烂账，初学者无从下手。夏先生却认为有迹可考，有规律可寻。于是他开始了《诗经研究史概要》一书的写作，并于1982年出版。由于这是第一本讨论《诗经》学史的著作，出版以后，他的这部著作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，得到了学界同仁的肯定，被许多学校定为研究生的必读书目。此后，他又出版了《诗经语言艺术》一书。这部著作也受到了广泛欢迎，在大陆初版就发行了三万册。此书还在台湾被多次翻印。

除了上述两部研究《诗经》的专著外，他还在海内外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有关《诗经》学的论文，并为多所高校讲座。他的这些论文和讲稿后来集结成《思无邪斋诗经论稿》，于2000年出版。《二十世纪诗经学》于2005年出版。

除了作《诗经》的研究外，他还发表过《诗经》学之外的文章数十篇，集结为《思无邪斋文钞》，于2002年出版。在古籍整理方面，夏先生还出版过《曹操集校注》和《曹丕集校注》，主编《建安文学全书》，列为国家古籍整理项目。他的《十三经概论》在国内外有五种版本（包括韩文译本、港台繁体字本），《论语讲座》《诗经讲座》印量都在万册左右，对《论语》的解说已由香港特区编进高中课本。《十三经概论》是北大、南大、山大、曲师大博士生必读书。

对于自己的学术成就，夏先生认为自己读的书少，成果还很粗疏，学术水平不高。他说：“我已经丧失了23年的时间，必须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，白发斑斑的我，再不出成果，就来不及了，我有时间的紧迫感。”1998年，夏先生在台北突发脑出血，抢救及时，一个星期后，回到大陆，头上的绷带未除，他又开始写书了。也有人问先生这样痴心于学术为的是什么，他回答：“我研治古代文献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，我们有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传统，她是我们伟大民族延续、自强、凝聚的力量源泉。我毕生追求民族复兴、国家富强，愿意用我的余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竭尽绵薄。”对光阴的珍惜和拳拳报国的赤子之心，支撑着90岁高龄的他仍然笔耕不辍，坚持写作。最近又出版了《诗经学大辞典》，获国家出版基金、十二五重点图书、国家2012—2025辞书出版重点项目。

夏先生从事教学科研60余年，桃李遍天下。他对学生充满了爱心，循循善诱，平易近人，为社会培养了不少栋梁之才。他希望年轻人多读书，希望学生超过老师，他说：“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’是大自然的规律，只有学生超过老师，我们的科学才能进步，只有一代比一代强，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