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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赤胆一书生——夏传才
时间:2015-06-08 10:13:43    作者:系统管理员    点击:0

中华赤胆一书生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——记著名学者、河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夏传才先生

杨雅坤 辛龙凯

夏传才,男,1924年生,安徽亳州人,中共党员,河北师范大学教授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,原中国诗经学会会长,曾任全球汉诗总会名誉理事,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顾问,中国屈原学会顾问,河北省文学学会顾问,河北省诗词协会副会长。主要著作有《诗经研究史概要》《诗经语言艺术》《二十世纪诗经学》《十三经概论》《思无邪斋诗经论稿》《古文论译释》《曹操集校注》《曹丕集校注》。

在一个冬日的下午,我们拜访了夏传才教授。夏先生很热情,亲自给我们开门,并招呼我们坐下。落座以后,先生就给我们讲起了他的求学经历。

夏传才出生在一个城市贫民家庭,父亲为了维持一家的生计,卖过菜,磨过豆腐,在商店当过伙计,母亲终日帮人缝穷洗衣,把挣来的铜板一个一个地积攒下来供他读书。小时候,夏传才曾读过五年私塾,开始学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。将相本无种,男儿当自强”这样的童蒙诗,后来学习“四书五经”,由于古文深奥难懂,年龄幼小的他一时难以理解背诵。有一次,他因为没有背过古文而被老师责打,放学回家后,细心的母亲发现孩子受伤的小手,心疼不已,她把儿子的小手放到自己的心口窝,眼中含泪。夏传才深深体会到母亲对自己的关爱,下定决心好好读书。上中学时,有一次因买不起规定的白球鞋,他被挡在了校门外,自尊心受到伤害的他哭着跑回了家。这时的母亲已经病重不起,被肺气病折磨得只能趴在床上,看到哭泣的儿子,母亲用颤抖的手从床铺下摸出一件东西交给了父亲,父亲解开层层包裹,看见了三块银元,父亲责怪母亲为什么不早些拿出这些钱为自己买药,母亲只是摆摆手,让父亲拿钱去买鞋。没多久,母亲就病逝了。

夏传才在江苏读初中时,由于家境贫寒,他只有考取班级前三名,得到奖学金充当学费,才能继续自己的学业。为此,他丝毫不敢懈怠,不仅功课门门优异,为了更多的争取学分,学校组织的各种比赛活动如珠算、作文、演讲、工艺、划船等,他都参加。在一次征文比赛中,他获得了全区第一名,正是这次经历,使他对写作产生了兴趣。艰辛的生活使他养成了自强不息和力争上游的性格。他的中学时代正值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后期,民主、科学思想广泛传播,从那时起,夏传才就立志要为建立一个“民主、博爱、自由”的新社会而奋斗。

1937年底,南京沦陷,夏传才所在的江苏省成为了抗日的前线。年仅14岁的他,身体还没有枪高,但他却勇敢地走向了抗日战场,参加了第五战区战地服务团。他表演抗日话剧,演唱救亡歌曲,在战壕里为士兵代写家书。受战地服务团中共产党人的影响,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现代革命文学和苏联文学,并开始学习创作诗歌。

武汉会战后,战地服务团被解散,夏传才流亡到了西北大后方。正在其生活窘迫,走投无路之时,几位初中同学帮助了他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这位有志青年又得到了国民党重要将领胡宗南的赏识,得其资助,他被保送到专为流亡学生设立的学校——国立第五中学。在高中期间,他组织抗日文艺活动,参加民主运动,练习写新诗,其根据徐州会战突围的经历和体验写成的三百五十行长诗《麦丛里的人群》在西北大后方大报《国民日报》副刊《生路》以全版篇幅发表,当时的他年仅16岁。

目睹了西北大后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,夏传才对当时的政府十分失望。他投入了学生运动,在一次争取学生权利的斗争中,他和自己的同学一起,穿着粗布衣服,穿着草鞋,打着标语,到街上游行,作为学生代表和政府谈判,斗争取得了胜利,但不久,他被国民党逮捕入狱,被关了两个月,自己的高中学业也就此结束。出狱后,由于成绩优异,他直接考上了当时的西北联合大学。由于受国民党当局的监视,他在上了一个学期之后,不得不秘密逃亡,自己的大学学业也不得不终止。

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调查,夏传才在宝鸡县隐姓埋名,过着几近蛰居的生活。1942年,他离开宝鸡,辗转到了上海,在上海期间,他半工半读,完成了大学学业。1944年10月,由于参与策动伪军某部20000余人起义,他被日军逮捕入狱,在狱中受尽威逼利诱而不屈。1945年,日本投降后,任第十战区《中原日报》特派记者,他放弃了中法文化协会给予留学法国的机会,千方百计到达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夏传才被分配到大学任教。本来想研读《诗经》的他却被分配讲俄苏文学,不久,他编写的俄苏文学讲义受到了《文艺报》的批评。再后来,他又被卷入五十年代的政治漩涡之中,受到了错误的批判,被打到了社会的最低层,开始了长达23年的监禁流放生涯。回忆这段经历,夏先生说:“这23年中我有三大收获,一是锻炼了身体,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增强了体质;二是磨练了意志,不怕苦,不怕死,逆来顺受而志向不改;三是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而终身受益”。

1979年,夏先生接到平反通知,即将重获自由的他心潮澎湃,彻夜难眠,在赴京落实政策的前夕,写下了《蝶恋花·赴京前夕》一词:“舞剑月前人未老。引吭高歌,白发人年少。老妻挑灯补战袍,鸡鸣重上京华道。何必再提伤感事,重展旌旗,四海笙歌起。鼙鼓急催跨征骑,个人恩怨东流去!”,正像这首词里描写的那样,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夏先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教学和科研中,全身心地开始了对《诗经》的研究。

夏先生和《诗经》结缘是在1941年。当时,他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监视,辗转到了宝鸡,过着隐姓埋名的蛰居生活。宝鸡是抗战的大后方,远离战火,远离尘寰,环境相对安定,加上被当地悠久的周代始祖文化和朴素的民风所感染,心生思古之幽情,产生了研译《诗经》的想法。在读《诗》的过程中,他发现郭沫若先生的《卷耳集》好多地方不符合原意,于是想自己试着翻译《诗经》,后来由于政治原因,学译《诗经》的事情不了了之。他被监禁流放到内蒙古高原后,

妻子放弃在大城市优越的工作,来到他身边陪伴他度过了那屈辱而艰辛的岁月。妻子的到来使他有了一个可以看书、写作的“家”,妻子带来的存书,使他研读《诗经》的夙愿开始在茫茫的草原一点一点地实现。1979年平反后,当时学术界关于《诗经》学史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的,胡适先生认为千年《诗经》研究的历史是一本烂账,初学者无从下手。夏先生却认为有迹可考,有规律可寻。于是他开始了《诗经研究史概要》一书的写作,并于1982年出版。由于这是第一本讨论《诗经》学史的著作,出版以后,他的这部著作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,得到了学界同仁的肯定,被许多学校定为研究生的必读书目。此后,他又出版了《诗经语言艺术》一书。这部著作也受到了广泛欢迎,在大陆初版就发行了三万册。此书还在台湾被多次翻印。

除了上述两部研究《诗经》的专著外,他还在海内外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有关《诗经》学的论文,并为多所高校讲座。他的这些论文和讲稿后来集结成《思无邪斋诗经论稿》,于2000年出版。《二十世纪诗经学》于2005年出版。

除了作《诗经》的研究外,他还发表过《诗经》学之外的文章数十篇,集结为《思无邪斋文钞》,于2002年出版。在古籍整理方面,夏先生还出版过《曹操集校注》和《曹丕集校注》,主编《建安文学全书》,列为国家古籍整理项目。他的《十三经概论》在国内外有五种版本(包括韩文译本、港台繁体字本),《论语讲座》《诗经讲座》印量都在万册左右,对《论语》的解说已由香港特区编进高中课本。《十三经概论》是北大、南大、山大、曲师大博士生必读书。

对于自己的学术成就,夏先生认为自己读的书少,成果还很粗疏,学术水平不高。他说:“我已经丧失了23年的时间,必须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,白发斑斑的我,再不出成果,就来不及了,我有时间的紧迫感。”1998年,夏先生在台北突发脑出血,抢救及时,一个星期后,回到大陆,头上的绷带未除,他又开始写书了。也有人问先生这样痴心于学术为的是什么,他回答:“我研治古代文献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,我们有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传统,她是我们伟大民族延续、自强、凝聚的力量源泉。我毕生追求民族复兴、国家富强,愿意用我的余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竭尽绵薄。”对光阴的珍惜和拳拳报国的赤子之心,支撑着90岁高龄的他仍然笔耕不辍,坚持写作。最近又出版了《诗经学大辞典》,获国家出版基金、十二五重点图书、国家2012—2025辞书出版重点项目。

夏先生从事教学科研60余年,桃李遍天下。他对学生充满了爱心,循循善诱,平易近人,为社会培养了不少栋梁之才。他希望年轻人多读书,希望学生超过老师,他说:“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’是大自然的规律,只有学生超过老师,我们的科学才能进步,只有一代比一代强,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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